路遥曾经谈到过他自己坚信的一个观点：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的不断进步，是由绝大多数具有健全人格的人一代又一代不懈的奋斗努力来实现的。吕铮新作《打击队》的主人公杨光正是一位平凡又伟大的英雄警察。他是卢卡奇关于“小说是成问题的人物在疏离的世界中追求意义的过程，因此就定义而言，心灵与世界就永远不会完全相适应”这个精辟论点的反向诠释。这位年轻警察心灵与世界的不调和，并非像很多小说人物是因为自身性格缺陷带来的偏执和行动的不自觉性，而产生的与大体上正常运转的大千世界之间所激发的矛盾。相反，杨光的性格单纯执着，相信善良，相信美好。他心灵中对于善与正义的追求，与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犯罪分子操控的灰色地带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西方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之所以动人心魄，根基在于其中蕴含的崇高感与悲剧性。身为经侦警察的作家吕铮凭借自身的阅历，在创作中坚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所以，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心灵中都有职业信仰带来的崇高的正义感，而并不是传统小说中的悲剧性人物，这就是进步的时代催生的文学创作的新理念。除了主角杨光，从洪东风，高军，猴子，白所到卞队，性格中都有着普通人难以避免的弱点与不理智。但是，他们作为小说角色，行动的自觉性都体现了对于更好的生活的追求。

　　众所周知，对于长篇小说而言，故事情节和形象塑造是最重要的。有了故事和人物，读者的审美感受才能最大限度地被开掘出来。现今很多作品，给读者的印象多是思想阅历不够，语言叙事来凑。用形式上的东西来掩饰内容的匮乏，很多小说主人公不管从事何种职业，本质上就是个符号，工具人。而吕铮作为拥有丰富驳杂工作经验，生活阅历的公安作家，经历过颇多惊心动魄，刀光剑影的犯罪案件，这就使他的小说里有着丰裕的生活细节。而细节很多时候是看待一个文学作品最精准的切入点。杨光这一系列人物因此有了血肉，而不是像很多缺乏生活阅历的小说中那样虚影般的角色。

　　有血有肉的鲜活角色才能够从文字中走向影像作品，让阅读者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吕铮从事小说创作多年，小说《三叉戟》先后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和电影。笼统地说，小说是时间的艺术，电视剧是空间的艺术。公安题材的电视剧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便衣警察》开始，已经有几十年的发展岁月。笔者印象比较深的警匪剧最初是海岩的作品，如《永不瞑目》《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玉观音》等，它们描摹出的是1990年代凡俗里奇崛的日常。这些以犯罪案件夹裹的奇情故事都有一种超越凡俗生活的诗意，在滚滚红尘中追求爱与永恒。这样的深沉大气构筑了中国公安题材电视剧的第一个高潮期。随后的《黑冰》《黑洞》等一系列剧集有了转向，深化了警匪对峙、正邪较量中的冷峻残酷。在暗色调的叙事镜头中展现了写实的魅力。情爱的纠葛淡化了，让观众印象深刻的是主人公命运的转折，坠落。而吕铮作品改编的电视剧可以称作是此类题材的第三个发展阶段。现在不少作家作品，包括都市题材电视剧普遍太自我太精巧，表达生活带来的痛感，不自觉就滑向一种主观印象式书写，难以呈现外部世界的面貌。而吕铮的改编剧集蕴含着扎实大气的风貌，警察的家庭生活和严峻复杂的侦破工作巧妙地糅合在了一起，以小见大，从人们生活，工作的细部切入，展现了当代社会的层层面面。

　　总的来说，吕铮作为一个在场者，热切地关注着社会生活中种种复杂而又剧烈的变迁。现实中的痛点、焦点自然也从作家的笔下和电视剧的影像故事中抒发出来。而小说可以比电视剧做得更深入一些。从笔者的了解来看，公安题材小说的影视化改编，难免会使原著中的很多痛点和矛盾冲突产生损耗。包括小说结尾中暗喻的未知性的隐患，在剧集中可能会被处理为大团圆的结局。这样的改编符合中国人的民族心理，是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看似化繁为简，实际上蕴含着人们对于善与永恒的追求。正像杨光的人生信念，也体现着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生存意义，他对于生活的希望不仅仅是个人的希望，而是社会、人生等层面的。

　　有学者说过，这些年文学的边缘化连带着作家也成了边缘群体，所以他们关注的东西也逐步边缘。让一个边缘的群体去写大时代，困难也可以想见。另有评论家认为，所谓纯文学或严肃文学创作的小圈子，越来越向日常的那点鸡毛蒜皮坍缩，而将传奇性的部分让渡给了类型文学和通俗小说，将社会性的、历史性的东西让给了非虚构，这种从内部的崩塌，是让当代小说走向边缘化的最关键原因。

　　显而易见的是，《打击队》与这样的负面评价是背道而驰的。它彰显的是时代的正能量。故事中的高军、洪东风从最初的自暴自弃、玩世不恭，到后来深受杨光的影响，努力面对未来的工作，这其中蕴含着对未来的希望。这样的希望也是吕铮这部作品中明显的主旋律。而希望，这个看得见，摸不着的物什，是推动社会进步，时代发展的最核心要素。也许比较固化的评论基调，会认为吕铮的公安题材小说属于类型小说的范畴。而笔者认为，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跨越分类化的界定，展现出真正夺目的光辉。毕竟，巴尔扎克的小说，张爱玲的作品，都曾经一度被认定为属于通俗小说。而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他们正如勃洛克曾说过的那样：“艺术作品始终像它应该的那样，在后世得到复活，穿过拒绝接受它的若干时代的死亡地带。”

　　吕铮的小说显然是在书写大时代下的平凡英雄。他们不是边缘化题材作家笔下那些游魂般的小人物，而是凡俗日常生活中的传奇人物。他们的行动不会改变历史的进程，但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需要这样一代又一代以自己的努力奉献社会，成就社会的进步，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不平凡的普通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吕铮运用自身的工作经验、体会，真实可信地记录下了基层派出所民警生活中的那些艰险与无奈。读完这部小说，笔者终于能感同身受地体会到“犯罪分子对警察的威逼利诱”这样常见于新闻报道中的语段，其背后暗示的那些凶险与恐怖。基层民警不仅仅是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是用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来维护一方正义，替老百姓负重前行。这样伟大的崇高性，非常人所能做到。所以，作为平凡百姓的一员，笔者很感激吕铮为读者们讲述了这些平凡又伟大的基层警察们波澜壮阔的奋斗人生，让我们真正理解了这份职业的崇高与不易。

　　可以说，历史学家记录传播的永远是大人物的踪迹史。而在这背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才是构成大历史能够存在并绵延的基座。基座的组成者的悲欢，沧桑，一代代的延续，也是历史面貌的鲜明体现。政治家的才略，文学家的感悟，都来自于这样民间社会的世态人情。平凡英雄和坚持自己生活信念，不断奋力前行，不忘初心的广大人民，他们的理解互助，携手前行就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最坚强有力的后盾。

　　程旸（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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